中国古代农业与十二生肖的关系

中国古代农业与十二生肖的关系

十二生肖是记人的生年属相的，亦称十二属相，用以纪年、纪月、纪日或纪时辰时，则称十二兽历。十二生肖（兽历）广泛流行于亚洲诸民族及东欧和北非的某些国家之中，几乎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民俗事象。

十二生肖（兽历）的构成及顺序，各个民族或国家不尽相同。现今汉、回、藏、哈尼、畲、拉祜、纳西、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以及朝鲜、韩国、日本的十二生肖（兽历），在构成及顺序上完全一致，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有些民族的十二生肖（兽历）因地区不同而有别，如黎族大多数地区的十二生肖（兽历）与前相同，而毛道黎族则以“虫”代“虎”，以“猫”代“兔”，以“鱼”代“蛇”，以“肉”代“马”，以“人”代“羊”；大部分地区彝族的十二生肖（兽历）与前相同，而云南哀牢山彝族的十二生肖（兽历）名称及顺序为：虎、兔、穿山甲（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除有一处不同（现也有以“龙”代“穿山甲”的说法）外，排序亦与前有异。哀牢山彝族之所以以“虎”为先，据说是因为其自认为是虎的子孙，尊母虎为其始相。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祭神大典，要选在虎月（首月）的第一个虎日，在当地的母虎神庙举行。家家门上且都要绘以虎形，以示对虎的尊崇。正为此，才有了这样的排序。如若将其按序前推或后移，仍与前同。而桂西彝族的十二生肖（兽历）则为：龙、凤、马、蚁、人、鸡、狗、猪、雀、牛、虎、蛇；德宏地区傣族的十二生肖（兽历）与前相同，而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又改“猪”为“象”，改“龙”为“蛟”或“大蛇”，改“羊”为“蚁”。

此外，有些国家十二生肖（兽历）的名称亦与前颇有不同，如越南以“猫”替换了“兔”；印度的为：鼠、牛、狮、兔、龙、蛇、马、羊、猴、金翅鸟、狗、猪；古巴比伦的为：牡牛、山羊、狮、驴、蜣螂、蛇、犬、猫、鳄、红鹤、猿、鹰；埃及与希腊的与古巴比伦的基本相同,只是以“蟹”取代了“蜣螂”[1]。其“狮”、“蛇”的排序与印度的相同，且均是以“红鹤”代替了“金翅鸟”[2]。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十二生肖（兽历）位于其“狮”这一序位的为“虎”，位于其“红鹤”序位的为“鸡”。也即是说，位于前一序位的均为猛兽，而位于后一序位的均为禽类。由此推测，全世界的十二生肖（兽历）当有着同一起源。

十二生肖当起源于十二兽历，由来甚为古远。从地域上看，埃及、巴比伦、印度及中国等四个亚非文明古国恰好均在其流行的范围之内。其流传的区域虽广达亚、欧、非大陆，但主要集中于亚洲。由此，我们有理由推断，这一文化当起源于亚洲的某一民族，其后始逐步扩散，而先后为这一广大地区的诸多民族所接受。然而，最初究竟为哪个民族所创，至今却仍是个不解之迷。

一

关于十二生肖(兽历)的始创者,目前有三种观点较为流行[3]，即：“突厥语民族始创说”、“汉族始创说”和“印度始创说”。

突厥语民族普遍使用十二兽历。约刻写于8世纪的《回纥毗伽可汗碑》上便有“羊年”、“猴年”、“猪年”、“兔年”的记载。此外，在《阙特勤碑》、《翁金碑》等碑文中亦同样使用了十二兽历[4]。敦煌、吐鲁番出土的13世纪前后的回鹘文文献及两地诸多洞窟内的回鹘文题记亦均采用的是十二兽历纪年。考古人员在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也曾多次发掘出刻有十二生肖动物图案的文物[5]。

关于十二兽历的起源，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述了这样一个传说[6]：

某一突厥可汗想研究发生于若干年前的一次战争，但却在弄清那次战争发生的年代时出了差错。为此，该可汗与其部民开会商议，他说：“我们在弄清这段历史时怎样出错，我们的后代子孙亦同样会出错。所以我们根据十二个月份和天空黄道十二宫（座）[7]给每一年份确定一个名称吧!以后年份就以十二年为一周期来计算。这在我们中间要成为一个永久的历法。”部民们赞同可汗的建议，说：“就照此计算。”可汗为此而出猎，下令将所有的野生动物向伊犁河驱赶。

这是一条很大的河。部民们追猎着将动物赶向伊犁河，有好些动物跳进了河中。其中有十二种动物游过了河，于是遂以这十二种动物之名作为十二年份的名称了。老鼠率先过河，因此，以鼠名作为第一年的名称，称作鼠年。其后过河的被依次作为其余各年的名称。分别为：牛年、虎年、兔年、龙年[8]、蛇年、马年、羊年、猴年、鸡年、狗年、猪年。猪年过后，复从鼠年开始计算。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即《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引译者）称，本书完成之年为（回历）466年（公元1073年——引译者）元月，业已进入蛇年。过了这一年就进入（回历）467年即马年了。年份就按我们所指出的这种顺序计算。

突厥人推测，这一纪年的每一年都各具特色。如依他们的观点，牛年战争频仍，因为牛常互相顶架；鸡年食物充足，但人们的忧虑会增多，因为鸡的食物是谷粒，鸡为觅食会乱刨扬垃圾；龙年雨水多，粮食丰收，因为龙在水中生活；猪年多雪酷寒，流言蜚语多。突厥人就是这样，相信每年都必然有某种现象出现。

此外，该词条中还说：“突厥人没有每周七天的名称，因为‘星期’（七曜）这个概念是有伊斯兰教以后才知悉的。”并称当时“城里人采用阿拉伯语的月份名称。过游牧生活的非穆斯林突厥人将一年分为四季，每三个月以一个名称来称呼。用这种方法来表示一年的流逝，如将旧历新年后的第一个月称为‘奥厄拉克月’（Oʁlaq aj，意译为‘山羊羔月’——引译者）；后一月称‘乌鲁厄奥厄拉克月’（Uluʁoʁ1aq aj，意译为‘大山羊羔月’——引译者），因为该月山羊羔要长大了；再后一个月称‘乌鲁厄月’（U1uʁ aj，意译为‘大月’——引译者），因为该月时值仲夏，田野长满了饲草。因而，牲畜易上膘，乳汁会增多，毋需辛勤劳作。”

据这一记载可知，突厥人虽以十二兽历纪年，但纪月仍是采用与其畜牧文化相适应的牲畜名称来命名的。然而，十二兽历是否如《突厥语大词典》所言，果真为突厥人始创，却令人怀疑。首先，按其所称，鼠之所以被列于首位，是由于鼠在十二种动物中率先游过了伊犁河。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且从这一传说中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广泛流传于汉民族中的十二生肖动物赛跑，以名次先后排序的传说（回、满、锡伯等民族中亦有同样的传说，当均源于汉族）。其次，龙（nag）并非现实生活中的动物，且nag一词本身即源于梵语。鸡、猪等动物多为定居的农耕民族所饲养，而从历史上来看，突厥人主要从事游牧业，向农耕经济转化则是较晚的事。古代突厥人的生活区域亦未曾见有过猴子的记载，连其biʧin/beʧin（猴子）一词亦是借用于其他语言的（说详后文）。再者，考古发现的许多刻有十二生肖动物图案的文物上，同时还刻有汉字，证明是源于汉族的。更重要的是，《突厥语大词典》为11世纪的作品，而其他突厥语碑铭文献也早不过8世纪。显然不能以此来论证十二生肖（兽历）的起源问题。谓十二生肖（兽历）为突厥语民族始创之论据明显不足[9]。

那么，这一文化是否为汉族始创呢？众所周知，干支纪年是华夏民族的传统方法。“干”，又称“十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支”，又称“地支”、“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传“容成作历，大挠作甲子”，《尚书正义》说：“二人皆黄帝之臣。盖黄帝以来，始用甲子纪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此说固不可信，但甲骨文及殷墟出土的玉质干支表残片等文物证明，商代肯定已有六十干支了[10]。殷商时，干支只用作纪日。春秋时，始用干支纪月。干支纪年法，《史记·历书》载之。有人据《隋书·律历志》引《竹书纪年》中的“尧元年景子”一句认为，战国时已有干支纪年。“景子”也即是“丙子”，因唐高祖的父亲名“昞”，凡“昞”音的字皆改为“景”所致。前些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数种帛书中都包括有干支纪年表，证明西汉初年便已使用。据此看来，称战国时已有干支纪年是可信的。在用干支纪年以前，华夏民族使用的是“岁星纪年法”和“太岁纪年法”。“岁星”指木星，“太岁”是假想的运行速度和木星平均速度（一年走十二分之一周天，即一辰）相等而运动方向相反的天体。设想它们在黄道带里每年经过一宫，约12年运行一周天，故而以其所在的方位来纪年。

干支纪时法，不知始于何代。《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云：“甲夜毕，传乙夜，相传尽五更。”《东观汉记·显宗孝明皇帝永平三年》有“甲夜读众书，乙更尽乃寐”之句；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则进一步指出：“汉魏以来，谓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为节。”由此可知，至迟在东汉时便将一夜分为五段。不过纪夜用“十干”，而推论节气和日月交食都用“十二支”。这是因为古人把一昼夜分为百刻，所以用“十干”比较方便。后来把一昼夜分为“十二辰”，则以“十二地支”来表示“十二时辰”较方便。每辰等于两小时，今日所称“小时”等于古之半辰。一辰中前一小时为初，后一小时为正，故而又有子初、子正、丑初、丑正等称法。

汉语传世文献对十二生肖（兽历）的记录，首见于东汉王充《论衡》一书之《物事篇》、《言毒篇》及《讥日篇》，但也只是借用来批驳五行相克之理的。清人赵翼的《陔馀丛考》卷三十四及梁章钜《浪迹续谈》卷七，“十二属”条亦均称其始于东汉，汉以前未有言之者。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中曾举出《诗经·吉日》“吉日庚午，既差我马”为例证，认为诗句中有以午为马的含意，从而认为先秦已有生肖；清人万希槐在《困学纪闻集证》中又补充了一些例证，但理由仍不够充分，而未能引起重视。十二生肖的普遍使用，约为南北朝时期。《南齐书·五行志》中有关于属相的记载，《周书·宇文护传》记其母贻护书中有“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之谓，但也仅仅是帮助人们记其出生之年罢了。

1975年底，考古工作者曾于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发现秦简中有两种《日书》。整理时分别称为《日书》甲种和乙种。《日书》甲种中有一章标题为《盗者》，是用来占卜盗者相貌特征的。其中提到了十二生肖，如：“子，鼠也。盗者兑口希须……”；“丑，牛也。盗者大鼻长颈……”。其顺序及名称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原简漏抄生肖）、巳虫、午鹿、未马、申环（猿）、酉水（雉）、戌老羊、亥豕。据研究者称，该《日书》成于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年），有的内容可追溯到战国时的楚国，有的可追溯到秦国。《论衡·实知篇》称：“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浮江下，观藉柯，度梅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涛恶，乃西百二十里，从陕中度，上会稽，祭大禹，立石刊颂，望于南海。还过，从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劳、成山，因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平台。”笔者推测，《日书》很可能是由秦国传至楚国的。

无独有偶，1986年4月，考古工作者又于甘肃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1号秦墓中出土甲种《日书》73枚竹简，乙种《日书》380枚竹简。其甲种《日书》的内容亦是用来占卜盗者相貌特征、入盗方向及物品藏匿处所的。有关十二生肖的文字，分条书写于第30～41简。十二生肖的名称及顺序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虫、巳鸡、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犬、亥豕。其中：“巳鸡”与“酉鸡”相重，疑为“巳蛇”之误。据研究者称，放马滩墓地的时代，“上限至战国晚期，下限在秦始皇三十年以前或稍早”，1号墓“下葬的绝对年代当在（始皇）八年九月至九年初”，而甲种《日书》的“成书和流行时间当在秦统一前[11]。

两地出土的《日书》，可谓是世界范围内迄今所知有关十二生肖（兽历）最早的完整记录。然而，若据此而称其为华夏民族始创，仍有许多疑点：

（一）华夏民族既然已采用天干地支纪年、月、日等，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再创制出十二生肖（兽历）来与十二地支相配。

（二）为何最初要采用两套系统，以十干纪时，用十二地支来推论节气和日月交食，而后来又改用十二地支纪时？

（三）十二生肖（兽历）若果真为华夏民族始创，为何东汉以前的传世文献中不见记载？其普遍使用又为何在南北朝时期？

这些都是难以解答且又必须解答的问题。相反，种种迹象倒表明，极可能是域外文化采借的结果。

印度始创说系近些年提出的。其论据是有许多相关的记载见诸于文献之中。据《阿婆缚纱》和《行林钞》记载，十二生肖动物原是十二位神祗座下的十二神兽：招杜罗神将驾鼠；毗羯罗神将驾牛；宫毗罗神将驾狮；伐折罗神将驾兔；迷企罗神将驾龙；安底罗神将驾蛇；安弥罗神将驾马；珊底罗神将驾羊；因达罗神将驾猴；婆夷罗神将驾金翅鸟；摩虎罗神将驾狗；直达罗神将驾猪。另在许多佛经中亦有相关的记载，如《大集经》卷二三，《虚空目分中净目品》五称，十二生肖原是分别住于四海山中主十二时辰的十二种动物，各应其所主之时辰而巡行人世，为：子鼠、丑牛、寅虎（原文为狮）、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犬、亥猪。

据《药师本愿功德经》等所说，则系东方药师佛之眷属，为昼夜十二时之 神将，其名为：毗羯罗大将（子时）、招杜罗大将（丑时）、真达罗大将（寅日寸）、摩虎罗大将（卯时）、婆夷罗大将（辰时）、因达罗大将（巳时）、珊底罗大将（午时）、额儞罗大将（未时）、安底罗大将（申时）、迷企罗大将（酉时）、伐折罗大将（戌时）、宫毗罗大将（亥时）。称其为十二佛、菩萨之化身，各自头戴表其所值时辰的鼠、牛、虎等冠。这十二神兽的名称及排序均与现代印度的十二兽历相同，因而认为，十二兽历当即是由这十二神兽演变而来的，而世界其他民族的十二生肖（兽历）则是在印度十二兽历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变的结果。

然而，如若对这一观点作进一步地考察，便会发现其中亦有许多可疑之处。从起源上看，十二生肖（兽历）的形成与十二辰密切相关，而十二辰的确定又源于天文学。所谓十二辰者，系指自子至亥十二时。《周礼·春官·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上古时，于天文学贡献最大者为古巴伦人。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十二辰“导源于古代巴比伦之十二宫,其朔乃黄道周天之十二星座”[12],我国“十二辰之输入或制定,即当在殷商一代”[13]。也即是说，就连华夏民族传统的“岁星纪年法”和“太岁纪年法”亦是导源于此。而印度的天文学，据古印度天文学家伐罗诃密希罗（约505年）称，亦是从“夜伐那人”（即西方人）那里传来的[14]。由此看来，十二生肖（兽历）的“印度始创说”亦难以成立。

二

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古巴比伦人当为十二兽历的始创者，古西北印度人是其改造者，而华夏民族则是十二生肖的改造者及这一文化的重要传播者。

生活于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人，至晚在公元前20世纪以前，便已开始使用楔形文字。由于农业生产需要确定季节；古代宗教希求观测天象，领会神的意志并预卜未来（占星术）而推动了其天文学的发展。古巴比伦人对太阳和月球的运动记录了许多数据，并算出了它们的位置和亏蚀时间。他们知道太阳年但用阴历作日历，一年十二个月中有的是29天，有的是30天，并在19年里再插进7个月，使235个阴历月等于19个太阳年。而我国古代的天文学理论因导源于此，亦与之完全相同。如《淮南子·天文训》称：“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岁而七闰。”甚至连古代所使用的“摄提格”、“单阏”等年名，经郭沫若先生考证，亦为其音译借词。十二兽历当即是于这一时期为古巴比伦人所创制出来的。之后，随着文化的交往而西传至希腊、埃及等地，并被进行了些许改造（如将蜣螂改为当地人所熟知的蟹）；东向则传至印度及我国中原地区，进而演变为印度的十二兽历和我国的十二地支。

古代印度，至晚于公元前9世纪便开始了与巴比伦、埃及、锡兰等地的对外贸易。巴比伦人的天文学知识（包括十二兽历）亦随之传至印度。公元前37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曾率步兵三万，骑兵五千东侵，先征服了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继而征服埃及、两河流域和波斯全境。公元前327年占领了印度河流域，公元前325年至巴比伦，并定都于此。通过这次东征，亚历山大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这在客观上亦促进了十二兽历的传播。古代印度的民间，流传着许多寓言、童话。各类动物在这些寓言、童话中非但具有灵性，且会人语。十二兽历进入印度后，在当地的文化环境中被进行了一番较彻底的本土化改造，除位列第三的狮子和位列第六的蛇之外，其余的兽名都被为当地人所熟知的兽名所替换，而鼠之所以被列在首位，则显然与当地敬鼠习俗密切相关。

除了龙之外，其余的十一种动物均为印度所有。印度传说中的龙虽和我国传说中的龙一样，是复合多种动物为一体且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但也仅是释迦牟尼所济渡的“众生”之一，并不象中国传说中的龙那样，尚具有至高无上不可冒犯的地位。此外，古代突厥语中的nag（龙）一词，亦是通过焉耆-龟兹语借用于梵语之nāga的。与此相对，东部回鹘人则称“龙”为lu或luu，系汉语“龙”之音译借词。古代突厥语的biʧin/beʧin（猴子）一词，J·哈里甫及P·伯希和认为源于希腊语的πιθηχοs，G·J·兰司铁认为是从粟特语中借入的，同时他还将该词同希腊语的πιθηυ进行了比较，Han woo choi则认为biʧin/beʧin是汉语“狒”与“申”的音译，称该词“可能先由中古汉语借入粟特语或吐火罗语中，然后又通过这种语言进入突厥语和蒙古语中。因而这个词的语言演变可以归纳为如下所示：突厥语bičin／bečin＜粟特语或吐火罗语be:čin＜中古汉语Pjwei+sien‘狒申’”[15]。这两个突厥语词，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十二生肖是源于印度十二兽历的，同时也意味着突厥语民族的十二生肖可能分别源于焉耆-龟兹语（亦可能是粟特语）和汉语，有着不同的途径。

公元前324年，原在难陀王室中供职的旃陀罗笈多由于同国王发生冲突而避难于旁遮普。他趁亚历山大入侵之机发动起义，并在反抗入侵者的斗争中颠覆了那达·难陀的统治，建立起印度列国时代最强大的孔雀王朝。这位种姓下贱的月护大王，不但迅速统一了北印度，还很快夺回了由希腊人建立和镇守的信德与旁遮普郡，全部控制了兴都库什以南健陀罗和古罽宾。从此，佛教势力得以植根西北印度，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渐为中亚希腊化地区和塔里木盆地居民所接受和信奉。早在旃陀罗笈多举事很久以前，僧侣们为弘扬佛教，就曾将原本流传于民间的各类寓言、童话等改编为佛本生故事，用来宣传佛教教义，故而其十二兽历中的动物亦均见于佛本生故事之中。

古巴比伦的天文学及与之相关的十二兽历东传到我国中原地区后，其黄道十二宫被称作“十二次”，十二宫名称则演变为“十二次”名称（如称摩羯宫为星纪等）。与古巴比伦人在星占术中将黄道十二宫用作天空分野的区划系统一样，“十二次”亦同样在星占术中被用作天空分野的区划系统。古巴比伦的十二兽历则演变为十二地支，与华夏民族传统的十干相配合用于纪年、纪月、纪日。此外，尚用于音律（十二律）及度量的制定[16]。

在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东方文明古国之间，虽横亘有所谓“峻极于天”的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但也决不是“天乃为之阙，便不能相闻问”。郭沫若、岑仲勉、张星烺、季羡林等著名学者早就指出，远在上古时代，印度与中国之间便有着密切的文化交往关系。孔雀王朝开国功臣乔底利耶的《政事论》，稍晚时成书的，汇编了印度宗教、哲学和法律等内容的《摩奴法典》以及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和波弥尔的《梵文语法》诸书，均记有印中古代通商贸易的内容。前述之《放》简《日书》及《睡》简《日书》中的十二生肖当即是旃陀罗笈多创建孔雀王朝之前或其执政期间传入我国的。不过，从其均用于占卜吉凶的内容及排序第三之兽名均为虎而非狮子的情况来看，似乎并非直接源于印度。这一变化可能是在中亚古罽宾等地区或塔里木盆地操印欧语的古代民族中形成的，并沿着“丝绸之路”而传到我国内地。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原地区的人不熟悉狮子这种猛兽，而将其比附为虎了。

战国时期的《日书》能分别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及湖北云梦睡虎地两地发现，绝不是偶然的。它不仅昭示着两地之间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所具有的文化联系，而且亦有助于我们认识十二生肖文化的东渐过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洛水北岸）后，自丰镐（今陕西长安县）以西尽为戎人所据。周平王因秦襄公护驾东迁有功，而“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17]”公元前623年，秦穆公用戎臣由余之谋，攻戎王，灭十二戎国，占地千里，称霸西垂，奠定了华戎杂处的分布格局，进一步密切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战国时期，“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18]。秦文化在这一时期，受到了西戎文化的强烈影响。十二生肖当即是于这一时期通过西戎的中介而进入秦文化之中的。

《日书》是日者以时辰推断吉凶的占卜用书。张守节《史记正义》称日者“言辞最鄙陋”，说明“它主要流传于社会基层，而低级官吏似亦精通此道”[19]。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取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并于楚地设置南郡。《睡》简《日书》写于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的情况表明，该《日书》极可能是南征秦军中的某一将领（墓主？）由秦地携往楚地的。《睡》简《日书》与《放》简《日书》中十二生肖的些微差异，当是这一文化在秦地流传过程中的自然变异。鉴此，本文不赞同将《睡》简《日书》看作是“一个秦楚文化的混血儿”或“纯楚《日书》”，将《放》简《日书》看作是“纯秦《日书》”的观点[20]，而认为无论《睡》简《日书》或是《放》简《日书》均系域外文化与秦文化的“混血儿”。

从两地《日书》的内容来看，十二生肖（兽历）与十二地支配合使用，当是用以纪时的（前人因无缘得见两地《日书》，而误认为十二辰纪时之制始于汉代[21]）。其有关简文，先是确定失盗的时辰，而后则指出于该时辰行窃者的肖相，并据此进一步推断出盗者的相貌特征、入盗方向及藏匿地点等。如《放》简甲种《日书》第32简的简文为：“寅，虎矣。以亡。盗从东方入。有从之臧山谷中。其为人，方颜然，扁然。名曰辄，曰耳，曰志，曰声。 矣。得。”两地《日书》中的地支与生肖均以主谓结构组句（如《放》简称：“子，鼠矣。”《睡》简称：“子，鼠也。”），后项显然是对前项的解释。其本身就意味着生肖在当时还是一种为常人所不熟悉的文化，仅为日者等少数人所了解。

东汉时，外来的佛教文化主要为五行家所用。《汉书·艺文志》载，五行家有“《转位十二神》二十五卷”，称十二时各有其神主之。此说与十二生肖（兽历）密切相关，明显源于佛经。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七“十二属”条称：“《法苑珠林》引《大集经》言其所由来曰：‘阎浮提外，四方海中，有十二兽，并是菩萨化导，人道初生，当菩萨住窟，即属此兽神护持，得益，故汉地十二辰依此行也。”东汉以后，伴随着佛教在中原地区的传布，十二生肖（兽历）才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及至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勃兴和普及，十二生肖方普遍使用。

三

十二兽历传入我国后，以纪时发其端，后又发展为纪日（至少在西域地区是如此）。1904年，德国探险队曾在高昌古城获得一份用粟特语写成的日历。该历所记各日，用粟特语、汉语、突厥语称呼。每日先用粟特语七曜日的名称，次译汉语甲、乙、丙、丁等十二干之音，后更以粟特语之鼠、牛、虎、兔等配成十二兽名。在其上的第二日用粟特语译出汉语之木、火、土、金、水五行之名，且以红字记之。这一日历反映了当时高昌地区融多种文化为一体的状况。通过这一日历，我们至少可获得如下两个颇有价值的信息：

其一，抄写者及使用者是操粟特语的居民。粟特人亦使用与汉族等相同的十二生肖或兽历（其第三位为“虎”而非“狮”）。若将这种相同的情况解释为是粟特人意译汉语的，倒不如说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粟特人早在汉族人之前就已使用十二兽历了——以粟特语译写汉语“十干”（注意：非“十二支”）及五行之名的形式表明，该日历书写时，当地或内地的汉族居民仍习惯于使用天干纪日。

其二，十二兽历在西域地区除用于纪年外，尚用于纪日。无独有偶，楼兰古城出土的第565号佉卢文木简“历书”[22]亦证实了这一点。与此相应，前述之《放》简《日书》及《睡》简《日书》亦均是纪日的。这亦从一个侧面暗示着汉族的十二生肖是由西域的十二兽历演变而来的。2011-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