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之礼的历史功绩

周公之礼的历史功绩

周人本是活动于今陕甘一带以农业见长的部族。太王、王季时开始兴盛。文王断虞、芮之讼，征伐犬戎、密须，巩固了后方，又越过大河，攻克黎国（今山西长治西南），进攻商王经常打猎的邗（今河南沁阳西北）。灭掉商的同姓国崇之后，在丰水西岸建立了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北），以便东进。武王和周公帮助他们的父亲——文王成了西方的共主，奠定了灭掉商朝的基础。殷纣王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西方姬姓势力发展的严重性，他对外征东夷，对内拒谏饰非，醇酒妇人，酒池肉林，把国内政治搞得一片混乱。文王死后，武王即位，以周公为最主要的得力助手，在召公、毕公等帮助下，在盟（孟）津观兵，大会天下诸侯。这是一种进攻前的总演习，也是一种试探。观兵后的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在周公等人的帮助下，统率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渡过盟津。二月甲子（约前1027年）凌晨，武王在商郊牧野集众誓师，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牧誓》是周公所作。全文分作两段。第一段痛斥商纣王只听妇人（妲己）的话，不祭祀祖先天地之神；连自己同祖兄弟都不进用，反而重用四方逃亡的罪人，让他们暴虐百姓，导致 人怨，招致殷纣王灭亡；第二段申明自己是躬行天罚，宣布作战纪律，鼓励战士勇猛杀敌。纣王发兵抵挡，结果纣军掉转矛头，往回冲杀，纣军溃败。纣王登上鹿台， 而死。第二天，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在武王左右，向上天和殷民宣布纣王罪状，正式宣布殷朝灭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为天子。其他人不过负责仪仗、保卫、布置祭天地的用具。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周公的地位仅次于武王，周公把的大钺是一种权力的象征。纣王是死掉了，可是对如何处置殷商奴隶主和上层贵族的问题，武王一时拿不定主意。他首先问太公望——姜尚。太公说：“我听说过，爱屋及乌。如果相反，人不值一爱，那么村落里的篱笆、围墙也不必保留。”意思是不光杀掉殷纣，连敌对的殷人也不能保留，而要统统杀掉。周武王不同意。又找来召公商量。召公说：“有罪的杀，没罪的留下。”武王说：“不行。”于是又找来周公。周公说：“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周公这种给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深得武王的赞许。武王命令召公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和被关押的贵族；修整商容故居，并且设立了标志；让闳夭培高王子比干的坟墓；命令南宫括散发了鹿台的钱财，打开钜桥的粮仓，赈济饥饿的殷民。这一切措施都表明要反殷纣之道而行之，给受殷纣残害的人平反昭雪，大力争取殷人。武王为了“屏藩周室”，拱卫周王朝，进行了封建。被封的兄弟之国有十五人，姬姓之国有四十人；又向参加牧野之战的诸侯分发了商朝宗庙彝器和宝物。 原来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地方，武王把它分成三部分，邶由纣王之子武庚禄父掌管，卫由蔡叔度掌管，庸S由管叔鲜掌管，史称“三监”。（也有的说管叔、蔡叔、霍叔称为“三监”。但说霍叔为“三监”之一，《史记》、《汉书》等都不载。）管叔的封地在管（今河南郑州一带），蔡叔的封地在蔡（今河南上蔡一带）。封叔旦于鲁（今山东曲阜），为周公。封太公望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封召公爽于燕。（今北京西南，一说在北京。）灭商归来，在镐京武王同周公谈起在洛水和伊水之间的平原地带建立新都，以便控制东方。由于日夜操劳，武王身染重病，周公虔诚地向祖先太王、王季、文王祈祷。他说：你们的元孙某得了危暴重病，如果你们欠了上天一个孩子，那就让我去代替他。我有仁德，又多才多艺。你们的元孙某不如我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今天我们看来，觉得这种祈祷是好笑的，可是对三千多年前相信天命鬼神的周人来说，那是十分真诚无私的。祈祷以后，武王的病虽然有所好转，但不久还是病故了。武王在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叔旦——周公，并且说这事不须占卜，可以当面决定。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武王死后，太子诵继位，是为成王。成王不过是个十多岁的孩子。面对国家初立，尚未稳固，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复杂形势，成王是绝对应付不了的。《尚书·大诰》说：“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史记·周本记》也说：“群公惧，穆卜。”武王之死使整个国家失去了重心，形势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才干又有威望的能及时处理问题的人来收拾这种局面，这个责任便落到了周公肩上。周公执政称王，发挥了王的作用。这在当时是自然的事情。古书中有不少周公称王的记载，只是到了汉代，大一统和君权至上局面形成之后，周公称王变成不可思议，于是才有周公是“摄政”、“假王”等等说法。文王并非长子，他上边有两位哥哥——太伯、仲雍；武王上面有文王的长子伯邑考。周公以弟弟的资格称王，虽无可厚非，但是他前面还有排行第三的管叔鲜，周公不过是老四。周公称王，管叔有意争权，于是散布流言：“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灭殷后的第三年，（前1024年），管叔、蔡叔鼓动起武庚禄父一起叛周。起来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如果叛乱不加以克服，周王朝就会面临极大困难，周文王惨淡经营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毁掉。周王室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王室内部也有人对周公称王持怀疑态度。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使周公处境十分困难。他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爽。他说：“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难形势而称王，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朝。否则我无颜回报太王、王季、文王。三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了，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才这么做。”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第二年（前1023年）举行东征，讨伐管、蔡、武庚。事前进行了占卜，发布了《大诰》。公元前1022年顺利地讨平了三监的叛乱，杀掉了首恶管叔鲜，擒回并杀掉了北逃的武庚，流放了罪过较轻的蔡叔度。蔡叔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胡“率德驯善”，和他的父亲大不一样。周公听到之后，便提拔他作鲁国卿士，胡把鲁国治理得很好，周公又把胡封到新蔡。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国家，把飞廉赶到海边杀掉。从此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 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是战争胜利之后的大问题，武庚和奄国、淮夷的叛乱，表明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须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赖的成员，这和武王分封已经有所不同。周公把弟弟康叔封到原来商王统治的中心地区，以朝歌为都（今河南淇县），分给他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锖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多是些有某种手工艺专长的氏族。康叔封地不仅面积大，而且统有八师兵力，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为了使康叔顺利地进行统治，周公先后给康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这在众多受封人中间是绝无仅有的。推测其原因，一则是康叔统治的为殷人腹心地带，问题最尖锐最复杂；二则是周公首先征服的，也是三监反周所据的殷人集中的地方，而战争胜利之后，康叔受封也比较早。《康诰》、《酒诰》、《梓材》可以看作是周公对新征服地区的施政纲领。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的是使殷民在连续两次大动荡之后安定下来，使殷民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但又不是一味迁就，对饮酒成风，不孝不友是毫不客气的。奄是东方较大的方国，管、蔡散布流言以后，奄君曾对武庚禄父说：“武王已经死了，成王年幼，周公被怀疑，这样天下要乱了，请举事（叛周）。”周公被封到奄，长子伯禽就封，建立鲁国（今山东曲阜）。分给伯禽殷民六族：徐氏、条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这些也都是具有某种专长的手工艺氏族，作为鲁公的奴隶。薄姑等国也曾参与反周，师尚父——姜太公原被封为齐侯，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太公是位智勇双全的将领。武王伐纣时他率先冲入敌阵，这次周公东征，他又立下大功，封地相当大。周公让召公封给太公的土地是“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同时还具有专征专伐的特权，“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营丘附近还有许多小国，太公就封时东夷族莱人就和他争地。齐国先后灭掉这些小国，而成为东方大国。周的同姓召公爽被封到燕，召公长子在平叛之后才就封，建都于蓟（今北京一带）。燕是周王朝东北方的屏障。它的设立可以切断殷商旧族和他的北方同姓孤竹国的联系，又可以和松花江、黑龙江、辽河一带的肃慎族靠近。肃慎原是周的远方属国。北京和辽南都发现不少商、周铜器。证实周初的燕确实统治北方广大领土。周武王伐纣，微子手持祭器来到军门，脱去上衣，露出臂膀，反缚着双手，跪着前行，向武王投降。武王亲自给他解了绑，仍然让他管理当初的封国。三监之乱，微子没有参加。周公平叛之后命他代表殷人后代，奉祀殷的先公先王，立国于宋（今河南商邱）。后来宋成为有名的大国。宋的西面有姒姓杞国（今河南杞县），西南有妫姓的陈（今河南淮阳），北面还有一些小国。宋处在诸国包围之中。除去上述国家之外，周公还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据《苟子·爪效》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良说：“周公弟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可见周公封的大大小小的国家，数不在少。武王克商只是打击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东征才扫清了它的外围势力。三年的东征灭国尽管有五十个左右，而占领地的巩固和扩大还是在分封同姓之后。东征以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为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周公东征象疾风骤雨席卷了大河下游，搅动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国一部分逃到江南（今江西）；一部分东夷被赶到淮河流域；赢姓西迁；楚国逃到丹水流域。这造成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东征的战斗是残酷而激烈的，《诗经·豳风·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斯。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战士们跟着周公东征，斧子砍出了缺口，纵使饱经战斗的苦楚，能够生还是很幸运的了。东征的战士思念家乡，一旦解甲归田，心中充满了种种遐想，《诗经·豳风·东山》，就是这种心理的生动写照。再也不是内外交困，战斗之前的那种“风雨所飘摇，予唯音噍噍”的局面了。 周公制礼作乐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尚书·召诰、洛诰》中周公和成王的对话，大概是在举行周公退位，成王视事的仪式上、史官记下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时候，毅然让出了王位，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但是，周公并没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对他挽留，而他也不断向成王提出告诫，最有名的是《尚书·无逸》。《无逸》，不要贪图安逸，不错，是周公告诫成王的，就是在今天读起来，我们还觉得它是新鲜的。《无逸》开头就讲，知道种地务农的辛劳，才懂得“小人”——农民的隐情。父母辛勤务农，而他们的子弟不知道种地的艰辛，就会贪图安逸乃至妄诞，甚至侮辱他的父母说：“老年人，什么也不懂。”这种不孝的话在当时是决不许讲的。《康诰》中还提到，对不孝不友的人要处以刑罚。作一个最高统治者要知道下边的隐情疾苦，否则就会做出荒诞的事情来。周公接着举了殷代名君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商汤之孙祖甲，不是庄严威惧，勤自约束，“不敢荒宁”，就是久为小人，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鳏寡，他们享国都能长久。尔后的殷王，生下来就安逸，不知道务农的辛劳，只是贪图享乐，因而他们享国也都不长久。周公接下去又举有周的太王、王季的谦抑谨畏，特别提到文王穿不好的衣服，自奉节俭，参加农业劳动，能“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从早到过午有时连饭都来不及吃，为的是团结万民。他不敢盘桓逸乐游猎，不索取分外的东西，因而享国也比较长久。周公告诫后代，不许放纵“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不能宽容自己说：姑且享乐一下，不能象商纣那样迷乱于酒。如果不听，就会变乱先王正法，招致民人的怨恨诅咒。有人告诉说：“小人恨你、骂你。”要说自己有错误，深自省察，不许含怒，不许乱杀无辜，乱罚无罪。不然，相同的怨忿集中到你一个人身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周公所说的深入底层，关心民间疾苦，以“无逸”自警或用来教育后代是对的，但是“逸”与不“逸”往往受阶级条件和生活环境所左右，存在决定意识，在没有外界强大压力的情况下，王室成员“生则逸”是必然的，由“逸”而失国也是必然的周公致政三年之后，在丰京养老，不久得了重病，死前说：“我死之后一定葬在成周，示意给天要臣服于成王。”死后葬于文王墓地毕，成王说；“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为臣。”周公为后世为政者的典范。孔子的儒家学派，把他的人格典范作为最高典范，最高政治理想是周初的仁政，孔子终生倡导的是周公的礼乐制度。

2016-05-10